“诗为心声”，几千年来，一直成为困惑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痛苦烙印。如今社会的嬗变，精神的分裂，理念的迭兴，诗性的沦落，使现代文化体系的构成更为庞杂，既精彩纷呈，又泥沙俱下，惟诗人比重之轻却益见其日甚一日了。
以湖南青年诗人江堤、彭国梁、陈惠芳为代表的“新乡土诗派”正是在诗运衰微的今天，脱颖而出，挥动着耕云播雨的如椽之笔，在诗的王国和现实之间纵横捭阖，呕心沥血地诗化自己的心灵历程和所崇尚的自然万物，让其诗句最大限度地渲染自己的文化愁思。
蜂窝状的城市／挥霍怀乡的能量／作乐的酒之外潜伏着村庄（江堤·两栖人的隐痛）。
这是这群所谓“从乡村入水从城市登陆”的“两栖人”的内心独白。他们都是从朴实的田野中怀着美好的憧憬考入大学，又以佼佼者的身份落籍都市；随着生活和地位不断地“贵族化”，在光怪陆离的现代城市生活中，童年的梦想和横流的物欲巨大的反差，“两栖人”游离于城乡之间的惆怅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诗的张力，在“月是故乡明”的怀旧情绪中，创新着一种非同寻常的文化意蕴和精神内涵，在寻找失落的诗人品质回归传统的过程中，匠心独具地走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新路。
水草／被乡愁的刀刃割破／疼痛滴下来／点点滴滴／粘在一汪不知深浅的／情绪上（彭国梁·水草忽聚忽散）。
诗人的这种“情绪”，恐怕还不是“水草”，或许正是有识之士所“疼痛”的中国文化，犹其是诗歌的症结。
由这些“两栖人”所发起的“新乡土诗歌”运动，经过十余年的努力，终于在这个我们曾经引以为自豪，而今又的确没落了的诗歌王国里建立起了一座属于他们的“精神部落”，这就是今天被文化界所认同的“新乡土诗派”。姑且不去假设他们将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据何等的地位，但在今天杂驳着“怪力乱神”的文化氛围中，他们依旧凭据着被冷落已久的诗坛，心心相印地守望着诗歌圣火的灿烂，其所拥托的一片辉煌显然是不容忽视和抹杀的。
这群年轻的“新乡土诗人”，以自命的“两栖人”在诗界定位，且佳作斐然，这决不是一种孤立的偶然现象。自“五·四”以来，新诗运动尽管以其独特魅力摧毁了千余年来曾被称之“瑰宝”又最具民族个性的旧诗系统。然而在失去根本的文化废墟上，转眼之间，又随着那些新文化运动的巨擘几声“勒马回缰”的叹息，新诗本身也就因人为因素过分强调其旗帜鲜明的政治属性，完全忽略了诗人的秉赋——个性倾向，不由自主地服从着政治的错误而进入蹇滞不前的窘境，结果是既割裂了历史，又扼杀了自己，诗歌的生命力不可避免地演绎成了诗歌的悲剧化，正应了“靡哲不愚”（诗经）的诗谶。“新乡土诗派”是一支异军突起的崭新诗歌群体，或许他们并未感到自己能够承担着继往开来的社会责任和“天降大任於斯人”的使命，但其正在极力摆脱诗歌前辈那种患得患失的心态，冲破束缚人性的一切藩篱，决不再会成为什么主义的守节者，他们只会更加注重和开拓诗歌个性理念的价值，在乡村与城市、本土到世界自然万物的纵横关系中，用灼热的诗行架起一座座美丽的彩虹，使人与人的心灵、人与自然的肯綮永远有机地融合在一起，谁也不是谁的主宰。诗人的力量不在于怎样带领人们喊口号，而是要不矫揉造作地赋予催人向上的真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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